产业革命与金融业态的演变

导读

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兴起，并通过加快金融脱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对金融业的融资方式、信用评价、货币流通等各项功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追溯并厘清科技创新、产业革命与金融业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历程、探究其相互影响方式，对于判断今后金融业态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以产业革命演变的历史进程为线索，通过分析四次产业革命和四次金融革命的关联性，从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视角就产业革命与金融业态演变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阐述。

产业革命与金融业态的演变：历史视角

【提要】产业革命是科技创新与转型和金融革命耦合的产物。从18世纪中叶爆发的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第一次产业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智能制造为内涵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蒸汽机、电力电讯技术、电子和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创新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推动金融创新进而金融体系功能效率提升重要动力的同时，以现代商业银行和国债市场、股票市场及现代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创业板”的创业投资体系和金融科技等为特征的四次金融革命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以及风险的优化配置，为科技进步及转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

【关键词】产业革命；金融革命；金融业态历史演变

现代经济史学家普遍把18世纪中后叶出现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也称为“工业革命”）视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史学家们认为由产业革命引致的持续经济增长（也就是罗斯托意义上的“经济起飞”）从根本上改变了欧美主要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历史地看，以英国为例，尽管其人均产出在1500—1800年完全没有增加，甚至在18世纪90年代的农业人均产出并不高于14世纪早期，但这些指标在18世纪末开始的短短数十年间却突破了传统的变化路径。此后，19—20世纪之交以电气化（包括电力技术、内燃机和电讯技术应用等）、20世纪40年代以自动化和信息化（包括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高技术的应用等）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智能制造（包括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内核的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产业革命伴随着技术革命相继爆发，引致了人类生产能力的巨大飞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也导致人类总体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

从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着眼，金融与工业文明可谓鱼水不分。一方面，以人类的创造力和远见为依托的技术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要素结构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性变化并不能直接导致产业革命，而只有在生产权制度、专利保护制度、金融制度等与科技成果转化及其产业化机制相关诸多制度变革和创新，以及技术创新与要素结构和生产组织形式创新在特定时点上的耦合，才能见证产业革命的到来。而在众多的相关制度中，与资源配置相关的金融创新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乃至希克斯有“产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这样的判断；另一方面，在与产业革命相伴生的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环境变迁，以及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导致的资本和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也推动了金融业态的创新和升级的同时，鉴于每一次产业革命爆发之后，较早介入国家的良好经济增长绩效往往会引致其他国家在产业层面的模仿与变革，进而引发较早创新国家金融创新。这将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扩散，相应地引发金融业态的变革。本文试图以产业革命演变的历史进程为线索，通过分析以蒸汽机、电力电讯技术、电子和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创新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的四次产业革命和以现代商业银行与国债市场、股票市场及现代投资银行、创业投资体系和金融科技等为特征的四次金融革命的关联性，从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视角就产业革命与金融业态演变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阐述。

一、产业革命视角下的技术革命和金融革命：一个简化分析

历史地看，历次产业革命均是技术创新与转型和金融革命耦合的产物，或者说人类经济发展中的每一次基于技术重大转型的产业业态创新的集聚与扩散均依赖于资本的力量，进而在每一轮重要的产业创新浪潮中，都不乏金融创新的影子

（一）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基础

尽管从世界科技史的角度看，对于18世纪以来的产业革命划分的重要依据就是技术革命——从时序来看，技术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先导，而产业革命是技术革命的结果，或者说是基于技术范式转变的产业模式转变。

自18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人类大致经历了5个主要的技术革命时代，分别是：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与铁路时代、钢铁和电力时代、石油和汽车时代、信息和通讯时代等。技术范式转变引发了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及迭代，进而极大改变了涉及产业的技术基础、结构、运行方式和规模等的产业运行态势，导致了新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表118世纪—20世纪末的技术革命和新产业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技术范式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快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应用日趋广泛，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3D打印、虚拟现实等新型产业的先导型日益凸显。

（二）金融革命：从技术革命向产业革命转变的制度支撑

尽管技术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前提和基础，但从经济层面看，产业革命不仅引发创造，也带着破坏，进而其基本性质就是创造性破坏，也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在激励发明家、企业家投身创新活动以及使发明家、企业家的创新得以产业化的过程中，金融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之所以会如此，根源是因为作为历次产业革命内核的技术和产业创新需要巨额的中长期资本的形成和投入，很难依赖企业自身的资金积累来完成，且创新的产业化过程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充满了高风险、高回报和高信息不对称等特性，很难借助已有的金融业态活动实现。

经济运行中新旧主导产业的更替是产业革命的应有之义，借助于表1，可以发现，每一次产业革命均是以一种全新的产业模式取代旧的产业模式的活动和过程，或者说在伴随众多可制造出革命性新产品的新企业得以创立的同时，相应的创新技术以及产品的出现也破坏（淘汰）了依托老的技术基础的旧企业。

一般来说，当某个经济体开始孕育像计算机和生物技术业这样的新一轮的主导产业时，对于这些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人们不仅缺乏有关该产业技术生产方面的信息（其原因一是这些产业相关技术变革对于其产业化而言不仅重要，并且更新迭代极为迅速；二是从技术的采用到意识再到技术的成功或失败之间的时期一般比较长；三是行业的寡头垄断特点，也就是规模收益的递增往往使得行业中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而且由于与此类似的产业之前从未出现过，对其要采取的经营策略和市场需求也很不清楚。容易理解，在关于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存在差异性判断的背景下，一方面，对于新兴产业的企业家（技术创新产业化的主导者）而言，最需要获得的是规模性的长期资金支持的同时可将产业创新的风险（以及相应的收益）合理地与投资者进行分享；另一方面，对于投资者而言，考虑到新产业和新技术的发展极为复杂，新兴企业除资金供给之外还面临有效激励等包括管理方面在内的其他众多约束因素，因此，只有有效地解决新兴企业估值（核心是风险评估）以及相应的代理问题后，才有投资的意愿。

新兴产业资金供求两端的众多新变化、新要求意味着只有通过金融业态的创新与变革才能予以解决。这其实就意味着只有发生了金融革命，基于技术模式转型的产业革命才有可能爆发。当然，由于所处经济环境和金融发展条件的不同，金融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呈现不同的形式——历史地看，以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公司为依托，并与证券市场协同发展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革命为肇始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提供了大规模的资金支持，而以现代投资银行兴起和依托股票市场的大规模兼并收购为特征的第二次金融革命则为第二次产业革命重构了资本基石，以“风险资本+创业投资体系+创业板”为核心特征的第三次金融革命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全新支撑机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为前提，金融与技术的有机融合创新及数字化转型则为方兴未艾的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创造了重要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考虑到正如艾伦所指出的那样，基于因果关系的经验主义表明，新兴产业中有非常大的比例是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例如，铁路起源于英国，且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铁路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19世纪的伦敦证券交易所来融资的；尽管汽车产业起源于德国，但其第一次大规模生产却是在美国；航空、耐用消费品、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等产业最初都发展于美国，而英美则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从金融契约结构上来讲，创新活动与股份制进而权益性金融契约有更高的契合度，尤其是早期股权投资。如曼索就认为，激励创新的金融契约有如下特征：短期内允许试错和包容失败，长期内又给予成功以高额的回报，显然这种金融契约完全不同于商业银行提供的存贷款产品，而只能依托建立在股份制基础上的资本市场。因此，从支持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日益成为后续全球金融业态创新的基石。

二、第一次产业革命与18—19世纪的金融业态创新

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纺纱（织）机、蒸汽机等重大发明及其广泛应用（即“机器大生产”）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后，引致了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带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开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新天地。在这一进程中，英国的“金融革命”成为产业革命得以实现的关键的同时，与产业革命深入推进伴生的、对大规模资本的天然需求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业态的变革。

（一）18世纪的英国金融革命

历史地看，尽管在18世纪的英国，鉴于战争对融资的需要远超过贸易和工业对融资的需要，进而以英格兰银行的设立和国债市场的发展为核心的金融革命对公共部门的影响要远大于对私有部门的影响，但19世纪初股份制商业银行体系与证券市场等金融业态的有机融合却成为产业革命得以深入的重要制度支持。

一般认为，直到17世纪末期，英国的金融体系并未和其他欧洲国家有所差异——当时，虽然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经济中已经开始出现贸易信贷、抵押和政府及公司证券等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早期类型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已经存在，但政府和公司债务的交易极为有限，且多发生在非正式的市场中。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之后，政府债务规模的急剧扩张不但提高了英国的军事实力，而且在推动英国商业发展与繁荣的同时，也引发了迪克森所谓的“金融革命”。这场金融革命的核心是由公众财政革命引致的金融业态创新，即以股份制组织形式创设的英格兰银行和具有流动性且规模持续扩大的国债市场。

1.英格兰银行的创设和银行体系的构建

作为一家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1694年设立的英格兰银行不仅充当了垄断性政府融资机构的角色，在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低息或无息贷款的同时承担了管理国家公共债务的责任，而且也被视为现代英国银行体系发展的全新起点——作为私人机构，其组织模式有别于此前的私人银行，而收益则主要来自商业银行业务和发行银行券的特权。

由于一开始就拥有的唯一特许银行的垄断地位，再加上战争引致的政府巨额融资需求，英格兰银行很快占据了英国银行体系的主体地位。1844年《银行法》颁布后，英格兰银行成了中央银行，不仅垄断了银行券发行，而且成为伦敦贴现市场的组织者和伦敦金融城的监管者。也正是由于英格兰银行的独特作用，伦敦成了英国清算中心，乡村银行需要在伦敦设立自己的机构，而作为应对竞争的对策，伦敦银行则在伦敦之外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颇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1826年和1833年对股份银行设立限制的放松）。

2.国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君主立宪体制的建立对于英国政府的借款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设立再加上商人银行为代表的投资银行的发展，英国以国债（也称为“金边债券”）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地位不断上升。在早期，尽管金融革命带动了能够吸引储蓄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且非正规市场中交易的品种也不仅限于政府债券，还有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等大型联合控股公司的股票（甚至从规模上看，私人或企业证券还超过了政府证券），但到了18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历史地看，在漫长的18世纪，英格兰发生的多次（其中有七次大的）战争是导致这一变化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如迪克森所指出的那样：“理性时代（ageofreason）是一个充满战争的时代，在整个18世纪，英国政府因为战争融资而对资本的巨大需求轻松地超过了私人企业的资金需要”。“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政府的负债仅为100万英镑，1695年的政府债务则上升到了840万英镑，1697年是1670万英镑，而到了1750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7800万英镑。

安排政府债务的经历使得英格兰银行以及与英格兰银行交易的那些金融机构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证券和服务，而正是这些创新推动了法律和交易场所的创新，直接导致伦敦证券交易市场的形成。到了18世纪中期，伦敦证券交易所已经初具阿姆斯特丹市场的复杂程度，并且贯穿整个18世纪，伦敦的证券交易量都在稳步上升。而伴随着交易量上升的是伦敦证券经纪人队伍的日益扩张，据科普估计，1800年整个伦敦货币市场已经拥有了数百个个体投资者与企业以及700个执照经纪人，且英格兰银行成了所有业务的重心。

（二）第一次金融革命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全面爆发

由于出现时间上的相近，人们很自然地会将英格兰银行以及其他特许公司的爆发式增长与英国的工业革命联系以来。但历史地看，公共财政革命并没有直接导致产业革命的爆发——事实上，在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英国的实业家以及其他高风险的私人借款人获得融资并不容易。之所以会出现面向工商企业的这种“金融抑制”，一方面是因为来自政府的银行和证券监管合力使私人存款被用于公共用途，而非私人部门，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银行系统不从事企业长期贷款的业务模式密切相关。

历史地看，整个18世纪，尽管除英格兰银行外，私人银行在数量及其资金运用规模上持续增长，且促进了英国统一信贷市场的形成，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业地区的资金短缺问题，降低了地区间利率，但仍主要服务于贸易融资或国家融资，产业融资则并非其主业，其运营本质上是受限的、局限于地方的。

英国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在1820年代后发生了明显转变，而变化的核心是股份公司这一新型商业组织形式在银行和工商业的广泛应用。

首先，1826年《乡村银行法》允许英格兰银行在伦敦以外开设机构的同时，结束了英格兰银行作为特许银行的垄断地位，竞争性的股份制银行获准建立（但不能在距伦敦65英里半径范围内运营，且其股东未获准仅承担有限责任）;1933年《特许法》使英格兰银行券成为法定货币的同时，删除了在伦敦设立股份制银行的规定，并取消了高利贷限制法对贷款利率设定5%的上限，加大了信贷市场的竞争；1862年的立法最终允许银行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运行。

随着立法的变化，特许银行数量增多，规模扩大。1825—1836年，61家股份制银行在英国开设了472家银行网点，到1870年，111家股份制银行开设了1127家银行网点。英国形成了一个由大型全国性银行及其分支行构成的股份制银行体系，最终取代了由乡村银行和票据经纪商构成的天性不稳定且效率低下的银行体系。

其次，1824年，铁路和运河的开发直接导致了《泡沫法》的废止，公司证券再次占据了伦敦市场的主导地位。1844年的《股份公司法》允许仅通过注册成立公司，不过当时还不允许有限责任，直到1856年的《股份公司法》才实现。

股份公司制度的巨大变化为新兴产业的市场化融资打开了大门。棉纺织业、铁路业、采矿业等新兴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产业革命进入全面爆发阶段，也开启了人类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进程。

（三）第一次产业革命对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国家金融业态的影响

1.英国

产业革命最早在英国爆发后，其近代工业的发展很快，资金积累充足，金融机构和市场等业态的相对地位及其内部构成均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的同时，伦敦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

历史地看，产业革命尽管伴随着英国银行数量及其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但并没有对以短期贷款为主的银行业务范式产生更大的冲击，产业融资所需的资金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筹集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观察一下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筹资规模及其产业构成的变化。

表2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报价证券（实收资本）:1853—1913年

（各类型证券在总数中的比例以及该证券国内外比例）

按照Dickson的分析，尽管到18世纪中期伦敦证券交易所已经初具阿姆斯特丹市场的复杂程度，且包括国债在内的证券交易量也在稳步上升，但整体来看，国债占据了证券发行和交易的绝对主体，股票交易则主要限于历史上存在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等少数几家。而借助于表2，可以发现19世纪中后期（1853—1873年），国债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量占比显著下降的同时，铁路公司、城市服务公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工商业企业的数量占比明显上升，而证券市值总额在1853年就达到了12.15亿英镑。这实际意味着资本市场已在英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2.美国

美国的产业革命比起英国大约要晚半个世纪，且美国的产业革命几乎是在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一时期产业革命对美国金融业态的影响来看，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商业）银行体系的构建。自1781年北美银行准许设立之后，股份银行很快就遍布全国。18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申请核准而成立银行的高潮，并于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的许可有效期后再度出现。1811—1815年，银行的数目从88家增加到206家。随着1815年以后的经济扩张，银行数目继续猛增，到1820年，总共有了307家。到1835年，达到700家左右。

其次是为地区间和国际性贸易活动筹措资本的私人银行家群体的出现。随着贸易的扩大，旧有的一般贸易商通常都转向金融业，即对别的商人提供信贷和支票贴现的服务。到1815年以后，美国经济界最强有力的金融家，是那些曾经控制最具影响力的合伙贸易公司的商人——他们出口棉花并也在较小程度上兼营进口制品到美国，这些公司为预付订金提供信贷，而这对于棉花贸易的资金调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则是由铁路融资导致的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19世纪30年代，铁路融资开始出现。当时，修建东西向铁路所需资金是通过发行公债来筹集的，而绝大部分南北向铁路是通过发行私人债券来筹集资金的。此外，作为获得营业执照的一个条件，19世纪初，很多美国的特许银行都需要认购铁路公司、航海公司和收费公路公司的证券。

3.欧洲大陆国家

产业革命对欧洲大陆金融业态最主要的影响是带有产融结合特点的全能银行模式的确立。而这一机构模式可追溯至1852年组建了法国动产信用公司该公司的创始人佩科拉兄弟试图通过股票和债券筹集资金，向众多产业投资以分散风险，通过控制这些产业的信贷，可以调控生产，确保各个经济环节协调发展，消除生产过剩和失业现象。这家公司出现的背景就是1814年拿破仑的倒台给欧洲大陆带来了长期的相对和平，产业革命加速展开，很快出现了对于信贷的大量需求，而这种需要依靠传统的金融机构很难得到满足历史地看，到1856年，动产信用公司已先后安排了16家金融和工业企业的融资业务，涉及的总资产达到了10亿法郎，超过巴黎股票交易所市值的20%。

动产信用公司的成立及其当时的业务扩张给法国、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体系均带来巨大影响。以德国为例，尽管在1848年危机之后，德国就出现了联合股份银行普鲁士的舍夫豪森银行（其前身为一家来自科隆的私有银行），但其金融模式的主体全能银行则始于1853年以动产信用公司为原型，由贝列拉家族和一群来自科隆的银行家创立的达姆斯泰特银行。1856年，为了规避普鲁士立法对于新的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制，最初以迪撒公国的一个信用联合会形式出现的贴现银行也改为一家联合控股银行，成为另一家较为重要的全能银行。同年，一群银行家在同样的法律形式下建立了BerlinerHandels-Gesellschaft银行。此后，一些同类的银行也在德国的其他城市相继出现。但1857年的金融危机中止了这种趋势，直到1870—1873年才再次出现。

三、第二次产业革命与19—20世纪之交的金融业态创新

19世纪70年代，伴随着电力、电讯技术和内燃机的广泛使用以及汽车、航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以创新和扩张为核心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国和英国启动。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类似，此次创新也是在金融和技术的交汇处实现的，或者说正是以投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飞速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金融革命才使第二次产业革命得以实现并在全球扩散。

（一）19—20世纪之交的第二次金融革命

1880—1913年，金本位货币制度广泛传播，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相互抗衡，世界目睹了一次新公司成立和股票发行的爆炸以及一批“巨无霸”企业的问世。

1.投资银行机构体系的发展和兴盛

投资银行机构体系的形成是第二次金融革命的核心所在。投资银行在美国的前身是私人银行——与商业银行必须接受1863年和1864年的《国民银行法》以及州银行法的管制不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的私人银行可以说是在一个监管缺失的环境中自由发展的，其生存及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市场状况（证券供求）和合伙人技能水平。历史地看，尽管19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私人银行家，但1837年的信用恐慌、比德尔泡沫的破灭以及很多州的债务拒付等一系列事件造成了很多美国银行的破产，并将特许银行从投资银行市场中排除出去的同时，像布朗公司这样幸存下来的私人银行的声誉乃至业绩则在1840年代得到了很大提高。

19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地域版图的扩张，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使得大型项目的建设成为必然且有利可图，新技术的大规模运用也使得自然资源的大量获取成为可能，于是，火车在城市之间输送人力和资源势在必行。问题是，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本，但并没有哪个个人或企业可以单独承担这些资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很多最初专门从事黄金、货币和外汇交易的大西洋商人或商人银行家（如雷曼兄弟公司（1847年）、德雷克塞尔公司（1847年）、摩根公司（1861年）等）逐渐转型为类似现代投资银行的金融机构。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时，投资银行业已成为美国一项重要的金融业务当时，投资银行业市场由一些私人银行所主导，它们依靠国际贸易网络引进了美国各个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工业企业所需要的资金，特别是修建铁路所需要的资金。

到19世纪末，美国私人银行家们依托国家关系和家族关系，形成了两个投资银行网络，即以塞利格曼公司与库恩—洛布公司等为核心的德国犹太式投资银行网络和以摩根公司及德雷克塞尔公司为核心、由来自新英格兰商业精英构成的“扬基”投资银行网络。历史地看，管制缺失再加上证券需求的迅猛增长，使得以摩根为代表的私人扬基投资银行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了美国经济金融的核心借助于投资银行辛迪加，投资银行的能动性得到了明显提升，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铁路公司进行融资，在19世纪90年代为大型的有限责任制造公司提供融资，到20世纪，又在席卷全国的并购浪潮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的同时，甚至开始扮演美国金融乃至实体经济主宰的角色。

2.股份制的广泛发展与资本市场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1861年，当南北战争爆发时，纽约已因满足铁路的资本筹集需要而事实上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资本市场之一。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这个市场几乎完全为铁路及其相关的企业，如电报、快运公司、卧车公司等所利用，后来美国制造业有了类似的资金需要时，也依赖于纽约市场筹集资本。但除了电气设备制造商外，大部分厂商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此需要，这时提供这类金融资本的制度已发展的十分完善，不需要更进一步的改善。纽约为工业界提供了一个甚至比以前给铁路公司提供的更有效率的全国性资本市场。

此外，这一时期商业的失败加快了新型有价证券的发展和采用。在商业创新中，铁路公司的重组和暂时性的融资方法经常与破产有关的重组、创新道路的开辟相伴而生；优先股，长期债券被广泛运用，认股权证等也得以出现，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二）第二次金融革命与第二次产业革命

由美国第二银行的终结（1836年）所引致的分散化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大型产业在19世纪晚期之后的融资方式选择。19世纪末，尽管技术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规模经济、横跨大陆的市场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等众多因素的交织使得美国以铁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急剧放大，但分散化引致的高度分割的、由无数单一小银行构成的美国银行体系却根本没有能力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此外，1863年和1864年的《国民银行法》仅赋予了国民银行有限的权力，银行不仅不能控制产业公司，而且不能拥有股票。容易理解，当商业银行无力随时向产业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务时，证券市场进而私人银行等金融业态创新就成为其自然的制度替代品，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兴起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历史地看，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经济基础是铁路公司的大量创建及扩张。而铁路公司设立及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依赖股票和债券发行——仅1875—1895年这20年间，铁路公司的证券筹资规模就达到了67.64亿美元。

表31875—1895年美国铁路公司发行股票与债券融资状况

大规模的铁路网络为工业企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销售机会，也使它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作为结果，一些非常大型的工业企业得以出现在欧美，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它们始建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长期在自己的产业领域里居于统治地位，一直维持到现在。1994年《财富》杂志评选的500强（美国）企业里，有247家，也就是将近一半，是在1880—1930年建立的，德国按销售额排名的30大企业中，有19家始建于1860—1930年，这些大型工业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法单纯依靠自身的累积利润来满足。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这些企业逐渐利用投资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包括美国在内的当时主要经济体的工商企业证券发行规模明显增大。根据戈德斯密斯的估计，1861—1913年，英、美、法和德“四强”的非金融企业的总发行额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9%左右，其中约有一半是公开上市证券（政府和企业债券及公司股票），25%为非金融部门自金融机构的借款（不包括金融机构购买的非金融部门发行的证券），以及另外25%为非金融单位之间的借款，主要形式是商业信用和私人抵押借款。

表4五国国内非金融净发行比率和存款银行净发行比率的对比（1901—1913年）

此外，第二次产业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是大型的、垂直集中型企业这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而这和以JP摩根为代表的投资银行主导的1895—1904年第一次兼并收购浪潮密切相关。

表5第一次兼并浪潮中美国制造业合并情况

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制造厂商通过他们的同业公会，设计出了包括托拉斯在内的越来越复杂的方法来维持整个工业的价格水平和生产限额。但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谢尔曼法》明文规定“以托拉斯或其他限制生意的形式的联合”为非法，导致“控股公司”成为取代托拉斯合法地形成现代工业企业的重要方式。

1895—1904年，一共有1800家公司由于兼并而消失，但同时涌现出了一批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垂直集中型大型企业（其中77.4%的合并后的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了40%，甚至45%的合并后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兼并是由那些最大的投资银行来融资，甚至可以说是由那些最大的投资银行代理的以JP摩根为例，就主导了1901年融资总额超过2亿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的重组，以及1902年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兼并和国际海事公司的兼并。

（三）第二次产业革命对美英及欧洲大陆金融业态的后续影响

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出现的运输成本降低，市场扩大，经济中产生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和融资需求，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出现了金融发展的高潮，结果到20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高于1980年前后的水准。

表61913年和1980年的金融发展水平的比较

1.美国

第二次产业革命爆发之后，美国证券市场迎来了一个较为迅猛的发展时期。1926—1929年，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喜欢权益融资而非债务融资，股票市场快速发展，股票发行额从6亿美元剧增到44亿美元，而债券发行有所减少。此后，尽管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断了这一趋势，但借助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系列金融立法，美国“没有对信誉扫地的证券市场实施惩罚，相反，它开始恢复华尔街为企业筹集投资资本这一核心功能的合法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产业结构不仅保持了制造业为主的格局，而且变化颇大——根据内尔的研究，1949年底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市值达到751亿美元，其中前五大行业分别为公用设施、化工、石油和天然气、汽车和零售贸易，铁路及相关设备和钢铁仅居第六位和第八位。

就银行体系的构成而言，产业革命并没有对19世纪60年代就出现并逐渐成形的“国民银行+州银行”的双层银行体系造成明显的冲击。1865年州银行只占美国银行总数的21%（资产占比则为13%），而到1890年，州银行数量就超过了国民银行，并掌握了大部分资产。1914年，在27349家美国银行中，95%都没有分行的同时，73%为州银行，资产占比58%。

2.英国

产业革命进一步强化了英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当1875—1914年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来临、伦敦逐渐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候，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地位已经极为突出。1973—1913年，不仅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的名义价值从23亿英镑增长到了113亿英镑（比当时纽约和巴黎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之和还要多），而且伦敦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股票在1873年占总体的30%~40%，到1893年就超过了50%，到1914年，全世界可交易金融产品中有1/3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不仅如此，货币市场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有接近3.5亿英镑的票据在伦敦市场上流通，其中大部分是以汇票的方式存在。

同时，英国的银行体系也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经历加速整合，产生了几十家拥有广阔分支网络的大型银行。20世纪初，巴克莱银行、劳埃德银行、米德兰银行、国民地方银行和西敏寺银行5大银行主导了英国银行体系。到1920年，五大银行在存贷款市场的份额达到了80%左右。

此外，在这一时期，随着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还见证了互助协会、建筑协会、信托储蓄银行等新型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如到1904年，邮政储蓄银行拥有15000多家分行，信托储蓄银行有大约400家办事处。

3.德国

德国统一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里，德国经济经历了惊人的增长，经济总量在20世纪初超越了英国之后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其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13年的德国银行不仅被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德国贴现银行和达姆斯泰特四家大型银行牢牢控制（此间，这些银行都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分支网络，并非常积极地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以资本金规模来衡量，这四家银行均位于世界的前20名（其中德意志银行名列第二，资本额达到了1.12亿英镑，仅次于法国里昂银行）。大约从1880年代开始，可同时参与国内工业融资和大型国际银行的商业活动和金融交易的大型银行不仅在德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银团贷款被德意志银行和德国贴现银行所控制的同时，这些大型银行还控制着大部分国际交易，而且通过银行和产业界董事互派做法的日益流行，银企关系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当时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度并不高，处于前9位的德国银行的资本总额只占到了银行业总资本的很小份额（1913年为12%）。当时的德国还有数百家地方和区域性的股份联合银行，同时至少有1000家私人银行没有包括在德国国家银行的统计中之外，还有大量的存款（约3/4）存放在以储蓄银行、抵押银行、合作社银行等为代表的其他银行。

在银行体系得到蓬勃发展的同时，德国的股票市场也得到了较快发展。《1870年公司法》的实施使大量股份公司集中设立，1870—1874年设立的股份公司数多达857家，1873年柏林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达441家，1900年超过700家，1913年则是922家。1913年，德国上市公司市值与GDP之比为44%（而当时的美国仅39%），每百万人上市公司为27.96家（美国为4.75家）。股票市场的大发展使得市场在这一时期德国企业融资中发挥了几乎不逊色于银行的作用——1870—1913年，通过股票市场筹集的资金占企业总融资的比重达到43%。

四、第三次产业革命、风险资本和美国金融业态创新

第三次工业革命（又称信息革命）始于20世纪中后期。相比于以蒸汽技术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涵盖了电子信息、核能、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诸多领域技术创新与应用，也因此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位于第三次工业革命风暴中心的硅谷，在短短数十年间由一片农庄发展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区域之一，集中体现了信息革命对企业经营模式、产业发展以及金融产业生态的深刻影响。

（一）第三次金融革命与产业革命

1.硅谷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迅速发展。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共同发明了晶体管这一电子元件，为信息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1956年，作为晶体管技术发明人之一的萧克利在斯坦福大学的产业园内创办了半导体实验室，他们开始使用硅材料制作晶体管，并在次年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成为硅半导体产业的先驱。在硅谷的发展历史中，仙童公司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该公司率先使用硅制作半导体，极大地推动了硅半导体的发展；另一方面，从仙童离职的职员创造了包括Intel、AMD、KPCB在内的一大批知名公司和风险投资机构，大大刺激了硅谷的创业投资风潮。

早期入驻斯坦福产业园的企业还有柯达、通用电气、洛克希德等。随着众多科研机构的涌入，集成电路芯片、微处理器等开创性的产品纷纷诞生。20世纪50到80年代，以硅半导体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在斯坦福大学等科研机构和仙童等科技创新企业的引领下，大量的信息技术人才涌入硅谷，推动了硅半导体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新生的高科技技术业已催生了大量初创型企业，并衍生出庞大的融资需求。这些初创企业聚焦于生物技术、硅半导体、集成电路、国防和航空等技术产业，往往依托于少数科研人员和专利技术，研发出大量创新产品。这些产品一旦研发成功并获得市场认可，相应的公司便可以迅速成长，实现远超过传统产业的投资收益。

然而，在这些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的融资渠道再难满足这些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首先，这些企业往往处于产品研发或商业化初期，产品成熟度较低，不确定性较强，同时客户群体不够稳定，很难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融资。其次，这些以创新技术为核心的企业也缺乏高价值的固定资产作为担保，难以从银行等商业机构获得贷款。再次，半导体产业日新月异，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传统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缺乏产业相关技术人才，难以及时捕捉市场发展方向，遴选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公司。最后，对于这一类科技创新企业而言，由于创始人往往是技术专家，他们在企业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存在不足，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完善企业管理制度等方面也迫切需要获得专业人员的帮助。这些需求催生了以风险投资为重要内容的金融业态创新。

2.风险投资：ARD、SBIC与有限合伙制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美国政府和金融业界意识到了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风险投资由此萌生。1946年，多瑞尔特在波士顿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专业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RD）。该公司采用封闭式基金的组织形式，从机构投资者和富裕的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希望能够通过支持当地的初创企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迅速发展的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1946—1971年，ARD先后投资了约150个项目，年化收益率达到了14.4%。然而，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ARD也面临一些困境：首先，相较于可以享受政府补贴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和在税收、收益分配、薪酬激励等方面有优势的有限合伙制（LP），封闭式基金的组织形式处于不利地位。例如，即便某一投资项目为公司赚取了巨额收益，ARD的员工从其中得到的收入也非常有限，这极大地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其次，作为风险投资公司的先驱，ARD在信息披露、投资制度和薪酬体系等方面受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严格监管，许多ARD认可的投资项目能够从SBIC等其他投资机构获得更加优惠的资金。最后，ARD创立于波士顿，主要服务美国东北地区的企业，与硅谷相比，这一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受益有限，这使得ARD相比同业投资公司丧失很多优质的投资机会。然而，即便如此，作为风险投资领域的探索者，ARD建立了获取项目、尽职调查、评估项目、投后管理的风险投资流程，这些制度对风险投资行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1年，洛克（ArthurRock）与好友戴维斯（Davis）一同创立了投资公司DavisRock。该公司初始筹集了500万美元，专注于为初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在公司成立后的7年内，DavisRock共向15家公司投出了300万美元，而其回报则超过了1亿美元。1972年，凯鹏华盈（KPCB）和红杉资本入驻硅谷沙丘路，两家机构的创始合伙人兼具风险投资的专业技能和对硅谷新兴产业技术变化的洞察能力，他们先后投资了英特尔、苹果、思科等多家高科技初创企业。此后，硅谷的风险投资产业迅速发展，沙丘路上遍布着数百家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世界上风险投资机构最集中的地区。这些风险投资机构为硅谷优质的高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和服务，成为硅谷高速发展的引擎；而硅谷不断涌现的富有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也为这些机构提供了丰厚的投资收益。

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与其监管制度的创新是密不可分的。1957年，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中小企业投资法》，规定由小企业管理局审查和核准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可以从联邦政府获得信贷支持和税收优惠。SBIC这一类型的风险投资机构迅速发展，到1968年全美范围内的SBIC已经超过1000家。然而，SBIC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缺陷也同样明显。首先，SBIC由政府直接管理，其投资企业的行业、规模以及投资额度都受到限制。其次，SBIC主要吸引了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其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再次，SBIC往往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者参与，难以识别优质的高科技企业。最后，SBIC只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而不提供其他指导，无法帮助初创企业实现高速增长。1969年，美国国会调高长期资本收益税率，SBIC的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3.风险投资与NASDAQ

资金退出机制是风险投资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一般而言，风险投资资金的退出方式主要包括上市发行股票、大公司并购、回购和清算四种。对于发展良好的初创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会适时促成其上市发行股票或寻找大公司将其并购，以获得不菲的投资回报。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带来了创业潮，大量高科技企业因此萌生，随之诞生了庞大的股权融资和交易需求。然而，当时美国的两个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标准偏高，众多中小企业难以满足公开上市条件，只能在场外交易市场（Overthecounter，OTC）开展交易。到60年代末，全美国充斥着几十家从事场外交易的交易所，这些交易所缺乏规范的制度，管理混乱，透明度极差，内幕交易猖獗，市场的流动性也很低。为了规范混乱的场外交易市场，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由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负责建立自动化股票交易机制。1971年，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tionalAssociationofSecuritiesDealersAutomatedQuotationSystem，NASDAQ）正式开始运作。纳斯达克采用了当时新兴的计算机技术，将数百家做市商的交易终端与纳斯达克的数据中心连接，形成了数据交换网络，从而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斯达克也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

刚成立的纳斯达克定位于专门为尚不具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小企业提供场外交易服务。它从原来的场外交易市场中挑选出2500多家规模、业绩和成长性都名列前茅的股票，规定做市商把这些精选出的股票报价列示于该系统，供投资者参考。此时的纳斯达克还没有明确的上市标准，也没有专门的交易大厅，只是单纯的报价系统。但纳斯达克极大地规范了美国混乱的场外交易市场，也借此为科技公司提供了融资渠道，为风险资本提供了便捷的退出路径。随着挂牌证券数量的不断增加，场外交易市场日趋活跃。1975年，纳斯达克针对主要服务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定位，提出了新的挂牌上市条件，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相比，纳斯达克大大降低了上市企业在市值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标准。自此，纳斯达克逐渐与原来的OTC市场脱离，成了独立的股票上市和交易场所。20世纪70年代，纳斯达克迅速发展，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远超同期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涨幅。

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相关产业的初创企业迅速发展。为了更好地吸引优质的科创企业，纳斯达克提出了“全国市场+常规市场”的分层制度，将规模较大、交易活跃的股票归入全国市场，将其他股票归入常规市场。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纳斯达克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纳斯达克年均上市企业数量达140支，是纽交所的3倍。

纳斯达克的高速发展为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企业融资提供了重要渠道。首先，纳斯达克弥补了从风险投资到IPO融资的空白，完善了高科技初创企业的融资链条。其次，纳斯达克采用了上市条件动态调整制度，根据经济发展设计上市要求，吸纳了众多的初创企业。再次，通过分层和转板制度，纳斯达克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特色化和差异化的融资服务。最后，纳斯达克通过技术创新，率先将电脑交易网络向全球拓展，将最新的证券报价和交易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交易商、基金经理和经纪人，从而吸纳了全球各地的投资资金参与市场交易，极大地提高了纳斯达克市场资产的流动性。

4.从信息技术到互联网科技

20世纪80年代末，“风险投资+纳斯达克”这一体系培育了包括苹果、微软、甲骨文等一大批信息技术产业的优质企业。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科技迅速发展，世界在线成为第一个Internet电话拨号接入服务提供商，代表着互联网商用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同年，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巨头思科登陆纳斯达克。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美国的信息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风险投资+纳斯达克”这一创新导向的资本体系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体系孵化了一批跨时代的互联网公司，其中包括门户网站雅虎、浏览器开发商网景、电子商务公司eBay和亚马逊、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等。计算机、通信等信息技术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替代了传统的制造业，推动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而“硅谷+风险投资+纳斯达克”这一经济、金融体系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堪称美国新经济的摇篮。

（二）第三次产业革命后的美国金融结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风险投资产业迅速发展。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报告，1980年风险投资基金所管理的总资本为41亿美元，到2000年其管理的总资本已增长至2252亿美元。

图1美国风险投资产业所管理的资本规模

风险投资基金数量由1980年的129支增长至2000年的1737支；基金的平均规模由1980年的3180万美元增长至1.30亿美元。

图2美国风险投资基金概况

迅速发展的风险投资产业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途径。1980年，风险投资基金累计为企业融资58亿美元，累计投资公司117家；到2000年，风险投资基金累计融资2703亿美元，累计投资公司1138家。

图3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累计融资额与投资公司数

风险投资基金主要投资的行业主要为软件、通信、生物医药、能源等高科技行业。2000年，风险投资基金投资金额最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软件（243.9亿美元）、通信（166.4亿美元）、网络设备（115.1亿美元）、媒体（104.9亿美元）和IT服务（86.3亿美元）。投资项目最多的五个行业分别为：软件（2100项）、媒体（934项）、通信（860项）、IT服务（680项）和网络设备（478项）。

图42000年美国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前五个行业

相应地，1990年以来，累计有1333家公司成功在纽交所与纳斯达克上市。2000年，上市企业共募集资金43.14亿美元。可以发现，能够通过上市获得融资的企业数量远小于获得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数量。

图5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IPO数量

五、第四次产业革命与数字金融发展

（一）第四次产业革命概述

经过三次产业革命的积累，人类社会已经从后工业时代过渡到了前信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拉开帷幕。这次技术革命将工业发展从信息化、自动化向数字化、集成化和智能化转变，打造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兴工业体系，形成了高度智能化的产业物联网，开启智能化时代。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强调信息网络与物理系统的融合，新技术的运用不只局限于单一设备与个别环节，而是融入整个生产系统和产业价值链中，即通过构建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对当前的生产与服务模式进行改造和升级。为了促进新技术和新产业在本国的发展，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出台各类政策规划，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制高点。例如，德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制造业优势，以实现生产智能化为目标，率先提出“工业4.0”战略；美国成立“智能制造领导联盟”，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以期推动数字制造的发展；日本推出“超级智能社会5.0战略”，试图领先世界进入超智能社会；印度提出“数字印度”和“印度制造”战略，依靠新技术推动其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和设计中心；俄罗斯出台《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中国则提出大力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

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是各种设备终端与系统的智能互联，而且横跨数字、物理和生物等几大领域。从机器人技术到基因工程，从清洁能源到量子信息技术，诸多领域的技术突破相辅相成，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的力量。这些技术之间的深度融合与相互促进决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革命具有本质的差异，并呈现如下特征：信息通讯技术与多领域研究成果相互推动，信息资源在多领域共享，多领域研究成果交叉融合、相互促进。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将第四次工业革命背后的驱动技术分为了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三个门类。

物理方向的技术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无人驾驶设备。随着传感器、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场景识别等前沿技术的突破，无人驾驶技术迅速发展，汽车、卡车、飞行器和船舶等无人驾驶设备的性能有望迅速提高。二是3D打印技术。相比于规模化生产，3D打印在量身定制方面更具优势，目前主要应用在工业设计、汽车、航空航天和医疗等行业，未来可能进一步在电路板等集成电子元件制造、人体细胞和器官生成等领域。三是高级机器人。相比于过去的机器人必须通过特定系统进行控制，现在的机器人更偏向于依靠云端远程控制与传递信息实现人机协作，并在汽车、物流、护理、水下作业等场景得到应用。四是新材料。其包括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四大类，具有质量轻、硬度大、耐高温、可回收性以及适应性强等特点。如能自我修复、自我清洁的涂层材料，具备记忆、可复原的金属材料、将机械能与电能相互转换的陶瓷材料等。

数字技术的发展主要以物联网为核心，通过综合运用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与网络空间虚拟系统的结合，进而将信息技术系统应用于制造业，从而推进智能化制造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物联网借助互联技术和各类平台，在人与物之间建立起来某种联系，实现任意时间和地点的人、物、信息的交互，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联结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重要桥梁。大数据具有数据规模大、维度高、类型复杂、数据更新频率快和价值密度低等特征，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生产资源。云计算则通过分布式并行计算，将计算任务分发到由大量计算机组成的资源池中，实现信息处理的迅捷与高效。5G技术是具有高速率、低延时和大连接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是实现人、物、机互联的网络基础设施。

生物领域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基因测序、基因激活与基因编辑等方面的突破。未来，随着基因工程在技术、成本等方面的进步，可以将测序设备应用到常规诊断中有助于开发针对性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可实现有机体细胞的改良，利用生物打印技术制造皮肤、骨骼、肝细胞等人体组织有望实现组织修复和器官移植，从而彻底改革医疗行业。

（二）第四次金融浪潮

纵观历史，历次产业革命的完成总是伴随着金融技术变革以及新的金融业态的产生，它们为产业革命提供资本动能。随着信息化时代向智能化时代的切换，科技创新正在对金融体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一种既不同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的模式，即数字金融模式开始崭露头角。由数字金融推动的第四次金融变革，是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金融体系集成创新的金融革命，不仅推动着金融机构的创新性发展，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金融风险的理解。目前看，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与金融在功能上产生耦合，它加快了金融脱媒、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金融业的融资方式、获客渠道、信用评价、货币流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望成为金融深度变革的核心内容。

从应用角度看，首先，科技与金融的融合第三方支付技术的发展。第三方支付是以非金融机构作为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它起源于电子商务业务，由于其交易过程受限于距离因素无法实现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的同步。因此，借助第三方支付可以有效解决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第三方支付平台也逐步成熟，派生出融资、理财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其金融职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和设备的技术进步推动了非现金支付的快速发展，这为日常生活中的小额支付、偏远地区的支付提供了便利，保证了支付不受时间和地理的限制，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范围。其次，大数据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金融服务机构通过对数据要素“采、存、算、管、用”全生命周期活动的深度参与，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最大限度地解决金融活动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金融服务的广度，实现金融的普惠性。大数据在金融行业的一种典型的创新应用形态就是互联网众筹。它的资金需求方将项目情况及融资需要通过互联网平台公示，出资者通过平台出让资金获得约定回报。互联网众筹的诞生是“金融脱媒”的新发展形态。通过股权众筹的方式，有资金需要的小微企业可以绕过传统融资方式直接向投资者融入资金，实现资金供需双方直接对接，一方面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拓展了居民家庭的投资渠道。再次，区块链、云计算等分布式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区块链技术将金融单一系统的建设向全局的“中台化”推进，并形成了数字货币等关键应用。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点对点现金系统的直接交易，它的去中心化的清算模式、分布式的记账体系、离散化的支付系统可能有效解决金融系统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机构清算成本，实现金融风险更有效地识别和交易。最后，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与金融服务场景深度融合。互联技术的连通性、交互性和跨域叠加的特征在数字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刻改变着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不断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金融科技生态的完善。

300多年前英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和金边债券市场，100多年前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50多年前的创业投资体系，都是通过金融创新推动了国家崛起。在第四次金融浪潮中，数字技术和金融的结合一方面促进了传统金融通过数字化提升效率，改善服务，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催生新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更高层次的重构。相信，这一次的技术创新同样也将给金融体系带来深刻变革。

应展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张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谭松涛（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选文整理：汪天霭

版面编辑｜刘佳艺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主编｜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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