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招聘信息 > 正文

读孔得仁，读老得智诸子百家你读出来什么？

2025-04-18
176

从先秦诸子当中，能读出什么人生智慧？概言之：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荀得自强。

微信公众平台：文博河南

古人有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就是说，你学最好的，充其量也就能有个中等水平。如果取法乎下，那就等而下之了。

所以，我们读书，就应该挑最好的读。

闲暇时间，我们不妨先读读先秦诸子。

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因为先秦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知道，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

明代《京江送别图》（局部）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叫“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命题。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比方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等。

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所以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许多都是同代人；如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就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则与墨子（约前468－前376）同时，柏拉图（前427－前347）可能与老子（不详）同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与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同时。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公元前6－3世纪）、地球的同一纬度（北纬30度上下），这是一个谜。

当然，小编不是揭谜底，而是探讨我们能够从先秦诸子当中，读出什么人生智慧？

读孔得仁

先说读孔。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

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读孟得义

再说读孟。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

义，是对“仁”的补充。

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

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

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什么，哪怕找人辩论！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

读墨得力行

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

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这是孟子的偏见。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读韩得直面

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

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

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

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

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

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读老得智

相比较而言，道家的思想方法更高明。

道家，通常指老庄。其实老和庄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有一点倒一样，即都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

大家都很熟悉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

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

生与死、神奇与臭腐，在一般人看来，是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但在庄子这里，也可以变来变去，你变成我，我变成你。

这就是道家的辩证法。

这个辩证法，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这是道家的智慧，也是中国的智慧，是老子和庄子共有的。

先说读老。

众所周知，《老子》是一部奇书。

《老子》一书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辩证法。而且，我比较赞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即《老子》的辩证法，是由军事辩证法而政治辩证法，由政治辩证法而哲学辩证法，最后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变成了一种生活辩证法（《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实际上我们看《老子》一书，从头到尾贯穿的都是弱者是生存智慧。

只不过《老子》把它们上生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比如“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但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那几句话：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无为则无不为。

有趣的是，老子的这一套──无为、守雌、贵柔、知足，并非只有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受用。

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比方说，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用于学术，可以发展为思辨哲学；用于军事，可以发展为战略方针；用于政治，可以发展为斗争策略；用于生活，可以发展为生存智慧。

读庄得慧

再说读庄。

和老子一样，庄子也讲“无为”。但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无不为”。至少，也是“有所为”。

只不过在老子看来，要想“有所为”，必先“无所为”，或者装着“无所为”。因为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物极必反。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转化的。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所以，你要收敛，就先张扬（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你要弱化，就先强化（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你要废除，就先兴起（将欲废之，必固与之）；你要夺取，就先给予（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总之要反着来（《老子·三十六章》）。

反正你越是想得，就越是没有；越是不想，就越能得到。

庄子的“无为”，却是“真不做”。庄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一般都理解为庄子的清高。

其实庄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彻。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庄子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

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

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

庄子看来，有名有用，都不如活着。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那就可悲了。

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

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那么，个体的生命为什么最可宝贵呢？因为生命是天赋的，而自然的就是自由的。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谓“道之真以治身”（《庄子·让王》），肯定的都是那种天生、天然、天赋的自由。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

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而是人权；它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

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这就是人所独有的“自由意志”。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

恰恰相反，如果这些行为乃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庄子哲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庄子的思想，也在后世变成了一种与老子不同的生存智慧──艺术化生存。至于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则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有人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荀子。

读荀得自强

荀子把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归结为一句话：“蔽于天而不知人”。

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只知道自然，不知道社会。这对于庄子，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我看来，按照荀子的逻辑，孔、孟也有片面性；而孔、孟的问题，则正好与庄子相反，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即只讲社会，不讲自然。

好在荀子帮儒家补了这一课。

与《论语》、《孟子》不同，《荀子》谈到了自然（天），而且在《天论》篇集中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之分）。

荀子认为，自然是自然，社会是社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天行有常）。这个规律，不因为尧舜而存在（不以尧存），也不因为桀纣而不存（不以桀亡）。

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天了；地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了；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可见自然有自然的法则，人类有人类的规范。

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与自然界没有关系。日出于东，月落于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论是禹当家，还是桀掌权，都一样。

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兴亡，与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关系，那就不必受制于自然，也不必拜倒在自然的面前。

只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天就不能让我们贫穷；只要丰衣足食，动静守时，天就不能让我们生病；只要遵循规律，坚定不移，天就不能让我们倒霉。总而言之，天不可畏，事在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