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公安玩得一手无间道，长春市郭长升、吴文蘅潜伏特务组覆灭记

长春公安玩得一手无间道，长春市郭长升、吴文蘅潜伏特务组覆灭记

1952年的长春，一个平静的春日被一份绝密电报打破。这份来自东北公安部的电报揭示了一个惊人的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渗透行动。行动的主角是一对特务夫妻：岳一峰（原名郭长升）和吴文蘅。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和＂保密局＂的特工，计划在东北建立地下组织网络。这对夫妻在长春有着复杂的过往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较量即将在这座城市展开。长春市公安局将如何应对这次挑战？这对特务夫妻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较量，就此拉开序幕。

一、特务夫妻的历史渊源

1937年春，郭长升以东北大学法学政治系高材生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期特训班。这个特训班是国民党为培养军事情报人才专门设立的秘密机构，学员们除了接受常规军事训练外，还要学习密电码、暗语联络、情报搜集等特工技能。

郭长升在特训班表现突出，1940年毕业后被派往东北地区执行秘密任务。他先后在哈尔滨、长春等地活动，并在伪满洲国建立了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地下情报网。为掩护身份，他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在长春开设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经营东北的土特产品。

1943年春天，郭长升在锦州执行任务时不慎暴露。当时他正在联络一个伪满军官，却不知这名军官已被特务机关控制。他被捕后被押解至长春监狱关押。在狱中，他遇到了因私自贩卖管制药品而被关押的吴文蘅。

吴文蘅出身于上海一个中产家庭，1939年从长春私立慈光助产学校毕业后，与当地知名外科医生唐玉枢结婚。婚后，她在丈夫开设的＂永长＂诊所担任护士。1944年，她因私自贩卖管制药品＂606号＂被捕入狱，与郭长升相遇。

两人在狱中频繁接触，郭长升逐渐了解到吴文蘅精通医疗知识，且有极强的社交能力和组织才能。经过深思熟虑，他开始有意识地拉拢吴文蘅，向她透露了一些关于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信息。

1945年8月，随着日本投降，两人获释。此时的吴文蘅已经决定追随郭长升。她抛弃了原有的家庭，将四个孩子托付给大伯唐玉权照顾，随郭长升前往沈阳。在沈阳期间，郭长升以东北挺进军少将宣抚特派员的身份，开始重建被破坏的情报网络。吴文蘅则利用开设＂颖林医院＂的机会，为情报工作提供掩护。

1948年，随着东北形势急转直下，两人辗转逃往台湾。在台湾，郭长升改名岳一峰，加入了＂军统＂，并被任命为东北特别技术组的少将专员。吴文蘅则进入保密局工作，负责联络和情报传递工作。

在台期间，两人积极参与美国扶持的＂自由中国运动＂，并开始筹划重返东北的计划。他们利用在东北积累的人脉关系，试图重建地下情报网络，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反攻做准备。

1951年初，两人曾经尝试过一次潜回行动。他们携带电台等设备，准备经由朝鲜进入东北。然而这次行动因志愿军的军事行动而失败，两人被迫撤退到香港，开始筹划新的潜伏计划。

二、潜伏计划的酝酿与实施

1952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台北设立了＂自由中国运动＂特别行动组。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反共宣传机构，实际上却是一个专门培训特务人员的基地。岳一峰和吴文蘅被选中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特训，主要学习了无线电通讯、密码编译和情报传递等技能。

在特训期间，美方情报人员特别看重这对夫妻在东北的人脉资源。他们制定了一个代号为＂东风计划＂的渗透方案。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吴文蘅以探亲名义返回长春，重新建立与原有关系网的联系；第二阶段由岳一峰通过另一条线路秘密潜入；第三阶段则是在长春建立一个情报联络站，为后续行动提供支持。

为确保计划顺利实施，特务组织在香港设立了临时指挥部。这个指挥部伪装成一家贸易公司，由台湾保密局派驻的特工陈明远担任负责人。他们租用了尖沙咀一栋商业大厦的三层办公室，将其改造成了情报联络中心。

4月中旬，吴文蘅先期抵达香港。她按照计划开始筹备＂回乡探亲＂的准备工作。为了让身份更具说服力，特务组织专门为她准备了一套完整的身份材料，包括香港居民身份证、回乡探亲申请表和一些家庭照片。

与此同时，岳一峰则开始联络他们在东北的旧部。通过香港的秘密电台，他们先后与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十几名旧部取得了联系。这些人大多是在东北解放前就埋伏下的潜伏人员，他们分别在铁路、邮电、机关等部门工作，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

为掩人耳目，特务组织还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名为＂东北同乡会＂的掩护组织。这个组织表面上是帮助东北籍港人联络乡情，实际上是为特务活动提供掩护。他们通过这个组织发展了一批线人，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联络网络。

5月初，经过周密准备，潜伏计划正式启动。吴文蘅首先给长春的大伯哥唐玉权写了一封探亲信，信中特意提到了想念孩子，希望能够回乡探望。为了增加可信度，还附上了她和岳一峰的近照。这封信通过香港邮局寄出，目的是试探长春方面的反应。

同时，特务组织还在长春市区物色了几处可能的落脚点。其中包括南关区的一家旅馆和宽城区的一处私人住宅。他们计划在这些地点设立秘密电台，用于与香港总部联络。

为确保通讯安全，特务组织还专门设计了一套暗语系统。这套系统采用了东北方言中的一些特殊用语，将情报内容伪装成普通的家常对话。比如＂买大米＂就表示接头，＂走亲戚＂则代表转移地点。

此外，他们还准备了一套应急预案。如果行动暴露，将启动代号为＂北风＂的撤退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三条撤退路线：一是经由安东（今丹东）撤往朝鲜，二是通过吉林的山区进入苏联，三是借道内蒙古转移到北京。每条路线都预先安排了接应人员和安全住所。

在香港总部的计划中，这次行动将持续至少半年时间。他们的目标是在长春建立一个情报中心，逐步向其他东北城市扩展，最终形成一个覆盖整个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为此，他们还准备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和联络器材，只等吴文蘅打开突破口。

三、公安局的反渗透部署

1952年5月31日，长春市公安局接到东北公安部的密电后，立即成立了代号为＂08＂的专案小组。这个小组由专门负责反特工作的陈处长亲自挂帅，抽调了12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组成核心力量。

专案组首先对唐玉权的情况进行了摸底。通过调查发现，唐玉权一直在南关区开设诊所，并抚养着吴文蘅的四个孩子。专案组认为，吴文蘅极有可能会以探望孩子为由与唐玉权接触。于是，在唐家大院周边布置了多个秘密观察点，包括对面的茶馆、隔壁的杂货店和街角的理发店，都安排了便衣警察24小时监视。

为了确保不打草惊蛇，专案组还在长春火车站设立了秘密检查站。他们利用新研制的35毫米微型摄影机，对所有从南方来的可疑旅客进行偷拍，并将照片与档案资料进行比对。同时，在候车室、售票处等重点区域安装了隐蔽式录音设备，用于捕捉可疑对话。

专案组与长春军区取得联系，在长春市周边的几个重要关卡部署了便衣哨兵。这些哨兵不仅负责盘查可疑人员，还要监控是否有人在附近架设无线电台。军区还派出了技术人员，协助安装了无线电侦测设备，用于监测可疑的电波信号。

为了应对特务可能使用的秘密通讯方式，专案组在长春广播电台设立了一个特别监听组。这个小组专门收听香港、台湾的广播节目，破译其中可能包含的密码信息。他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香港某电台每天都会在固定时段播放一些看似普通的＂寻人启事＂，这些启事很可能是特务组织用来传递信息的暗号。

在市区重要路段，专案组布置了多个＂技术侦查点＂。这些点位都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远程照相设备，可以在不惊动目标的情况下获取清晰的人像照片。特别是在南关区的几个重要路口，还安装了自动触发装置，一旦发现目标人物经过，就会自动拍摄。

专案组还在长春各大宾馆、招待所安排了线人。这些线人主要由退伍军人担任，他们以服务员、门卫等身份入住，负责收集住客信息。为了掩护身份，这些线人还必须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针对特务组织可能使用的暗号系统，专案组特别邀请了几位精通东北方言的专家进行研究。他们对近期出现的一些新的方言用语进行分析，试图从中发现特务组织的联络暗语。这项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破译了几个关键的暗语词组。

在城市周边，专案组还设立了多个秘密观察哨。这些观察哨主要布置在可能用于空投的开阔地带和适合架设电台的高地。每个观察哨都配备了夜视设备和无线电通讯工具，告可疑情况。

为了应对特务组织可能的应急撤退，专案组对通往安东、吉林和内蒙古的三条主要公路都进行了部署。在每条路线上都设立了多个检查点，并与沿线的公安部门建立了联合行动机制，一旦发现目标可以立即进行拦截。

专案组还在长春市区的几个重点区域布置了＂秘密接应点＂。这些接应点表面上是普通的商铺或民居，实际上是便于特工行动的临时指挥所。一旦发现目标，就可以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四、行动失败与暴露过程

1952年6月15日，吴文蘅从香港搭乘火车抵达长春。她按照计划在南关区唐玉权的诊所附近租住了一间小院。这间院子位于一条偏僻的小巷内，外表看似普通，实则已被公安部门提前布控。

抵达后的第三天，吴文蘅前往唐玉权的诊所。她以探望孩子为由，与唐玉权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专案组通过安装在诊所的秘密录音设备，记录下了整个谈话过程。在谈话中，吴文蘅多次使用了事先设计的暗语，如＂买新鲜鱼＂、＂走亲戚＂等词语，这些都被专案组一一破译。

6月20日，吴文蘅在南关区邮局寄出了一封加急电报。电报内容看似普通的家常话，实则是向香港总部发送的第一份情报。专案组通过技术手段截获了这封电报，并成功破译出其中隐藏的信息，包括唐玉权的态度、当地的警戒情况等。

随后的一周内，吴文蘅频繁在城内活动。她先后拜访了四个旧识，这些人分别在铁路局、电信局和商业部门任职。专案组发现，每次拜访后，香港方面都会收到一份加密电报。通过对这些电报的分析，专案组逐步摸清了特务组织的联络方式和密码规律。

7月初，岳一峰按照原定计划从另一条线路秘密潜入长春。他化名张志明，伪装成东北某农场的采购员。然而，他的行踪已被驻守在火车站的便衣警察发现。通过微型摄影机拍摄的照片与档案比对，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

7月8日，岳一峰在宽城区一家茶馆与吴文蘅接头。这家茶馆是特务组织预先选定的联络点之一。就在他们交谈时，专案组派出的便衣警察在茶馆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通过安装在茶馆的录音设备，专案组掌握了他们计划在长春建立情报站的具体细节。

7月12日，岳一峰尝试在城郊一处废弃工厂设立无线电台。这个地点背靠小山，视野开阔，适合进行无线电通讯。然而，军区安装的无线电侦测设备立即发现了可疑信号，并准确定位了发报位置。

7月15日晚，岳一峰在南关区一处秘密地点与两名线人会面。这次会面的目的是商讨扩大情报网络的计划。专案组通过布置在现场的远程监听设备，获知了特务组织准备在长春发展的十几个情报据点。

7月18日，特务组织察觉到异常，启动了代号为＂北风＂的撤退预案。岳一峰和吴文蘅分别选择了不同的撤退路线。岳一峰计划通过安东撤往朝鲜，而吴文蘅则选择了内蒙古方向的路线。

然而，专案组早已在这些撤退路线上设下埋伏。在距离长春市区约30公里处，前往安东方向的岳一峰被公安部门当场抓获。随身携带的密码本、无线电器材等物证也被当场缴获。而选择内蒙古路线的吴文蘅则在到达四平市郊时落入法网。

至此，这次潜伏行动彻底失败。专案组通过缜密的调查和布控，不仅抓获了岳一峰和吴文蘅，还顺藤摸瓜，捣毁了他们在长春市区发展的多个情报网点，缴获了大量密码材料和通讯设备。

五、案件审理与后续处置

1952年7月20日，长春市公安局专案组正式对岳一峰、吴文蘅展开审讯工作。专案组在东北局设立的特别审讯室内，对这起特务案件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入调查。

在审讯过程中，专案组首先对缴获的物证进行了系统整理。这些物证包括三部无线电发报机、两本密码簿、一批伪造的证件以及大量的情报文件。通过对这些物证的分析，专案组逐步还原出特务组织的整个情报网络结构。

专案组从岳一峰处获取了关键情报，查明了特务组织在东北地区的十二个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分布在沈阳、哈尔滨、吉林等重要城市，主要负责收集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根据这些线索，相关城市的公安部门随即展开了统一行动，先后破获了多个情报据点。

1952年8月15日，专案组根据审讯结果，在长春市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收网行动。行动中逮捕了与岳一峰、吴文蘅有直接联系的23名嫌疑人，其中包括多名在机关单位任职的内线。同时缴获了大量用于情报工作的器材和文件。

在对唐玉权的调查中，专案组发现他虽然与吴文蘅有联系，但并未直接参与情报活动。考虑到他长期抚养吴文蘅的子女，且在解放后表现较好，专案组决定对其采取监视居住的处理方式。

9月初，专案组对缴获的密码材料进行了深入破译。通过这些材料，成功还原了特务组织近一年来向香港方面输送的大量情报。这些情报涉及东北地区的工业布局、铁路运输、军事部署等多个领域。

专案组还对特务组织使用的通讯方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他们采用了多重加密的方法，将情报内容隐藏在普通商业电报和私人信件中。这种方式的破译过程为后续的反特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1952年10月1日，长春市军事法庭对此案进行不公开审理。庭审持续了五天，详细调查了特务组织的犯罪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主犯岳一峰、吴文蘅和其他重要涉案人员分别作出了判决。

在案件的后续处理中，专案组对涉案人员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清查。对那些虽有牵连但罪行较轻的人员，采取了教育改造的方式。同时，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安全漏洞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加强反特务工作的具体措施。

此案的成功侦破引起了东北局的高度重视。专案组的工作经验被整理成专门材料，在东北三省的公安系统内部进行了传达学习。这些经验对提高东北地区的反特务工作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