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劼评《酋长如何掌权》集权政体崛起之初的考古学观察

酋长如何掌权：

史前政治经济学

[美]蒂莫西·厄尔著

张炼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2023年8月出版

288页，78.00元

━━━━

文︱沈劼

酋邦是平等社会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也是小型社会走向扩张与集权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资源和人口的扩大管理，以及伴随而来的内外冲突，新的社会结构成为必要的协调机制。在《酋长如何掌权》这本书中，作者深入探讨了在酋邦社会中，以酋长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如何通过多种策略巧妙地掌握权力，并建立了管理社群的政治体制。

然而，尽管书名聚焦于酋长的权力掌握，该书的主题实际上超越了酋邦社会的范畴，而是更广泛地讨论了有关权力生成和特定人群如何将权力制度化的种种问题。它深度挖掘了权力的本质，从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产生权力的源头谈起，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权力如何相互影响和交织，导致了各种扩张和演进路径的出现。它还研究了权力是如何被牢固确立和制度化的，进而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石之一。

这本书对考古学家的最大贡献在于不再简单地将物质表象与特定社会结构直接联系起来，而是逐层剖析了物质遗存的特征以及导致其产生的权力根源。社会演进的路径并不仅仅局限于酋邦社会，不同的情境下，从平等到不平等的跃迁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是厄尔对于权力以及掌握权力方式的解析并不因此而受限，而是对各种权力关系的研究者都会有所启发。

权力的产生

权力并非是自然产生的概念，而是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延伸而来的，由一个个体（或群体）对另一个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所产生的非暴力且非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是虚无缥缈触不可及的无形之物，而是广泛映射在物质世界之中，能够被权力关系中的人所感受和经历。权力的物质基础，是拥有权力者控制资源与技术，乃至人类活动的根本。

为了阐明酋邦社会多线进化的可能性，厄尔的讨论并未满足于悬浮的理论建设，而是在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基础上，对夏威夷考爱岛、秘鲁上曼塔罗谷地和丹麦曲半岛三地的酋邦社会进行考察。三地分处气候地形资源大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之中，且互相独立。因而被认为“既能展现酋邦社会中政治进程演进的一般过程，也能探究不同进化策略中所反映各自社会的独特之处”。而厄尔选取的切入角度，正是以考古学家的视角观察权力的物质基础。

在夏威夷考爱岛和秘鲁上曼塔罗谷地，灌溉农业经济的发展常被视为是集权政治的前提。由酋邦中领导者组织建设的灌溉设施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因而所产生的产品足以供应农民的生活需求，同时还有剩余产品可以用于供养战士精英，或是用于举行仪式、建造纪念碑等。在这两个例子中，灌溉设施所提供的便利使得农民对其依赖性增高，被迫或自愿付出劳动或产品来交换使用设施的许可。控制了灌溉设施的酋长因而从中获取了对农民的控制权。此外，被集中于酋长手中的剩余价值又被再次投入新的灌溉设施的建设，或是用于维持军事实力，因而酋长的统治得以稳固和扩张。

但是经济发展产生剩余价值导向集权的逻辑并非是理所当然的，走在相同路径上的政治体往往会因为身处不同的环境条件中，而在发展速度、稳定性及特征上有所不同。例如在万卡时期的上曼塔罗谷地，较为破碎的地形使得大规模的灌溉农业发展受到了限制。较低的集约化程度导致可用的剩余产品较少，难以供应中央系统所需求的财政和军事实力，因而限制了政治体制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山地地形上防卫设施易守难攻，由此而生的“山堡酋邦”体系在整体上偏于保守。酋邦即使在军事冲突中占优，也很难达成领土和经济体的扩张，因而该地区并没有产生跨地区的统一政治体。

与之相反的夏威夷考爱岛的酋邦社会，虽然群岛间也存在自然疆界，但偏向扩张性的军事行动使得优势社群能够控制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而酋长可以发展相对稳定的财政体系，进而实现了政治经济体系的扩张和对军事力量的控制，最终产生了跨岛屿的共同政治体和有较高权力的最高酋长。

从三个相似又不同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厄尔将经济视为权力稳定和扩张的基础，缺失这一基础时，从战争中所获的权力充满了不稳定性，随时可能为新的胜利者所推翻。而缺失了军事权力的经济体，又会在冲突中沦为失败者。

《酋长如何掌权：史前政治经济学》英文版封面

权力如何被固定和制度化

在厄尔的权力论中，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权力与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相比略有不同。他将意识形态总结为“在仪式或其他场合中被公开表现的信仰与观念系统。它由社会群体所创造，并会被其策略性地操控，以建立并维持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群体便是那些统治精英”。在他的叙事中，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权力似乎后于经济和军事权力而生，并且成为了将已存在的权力合理化和制度化的工具。

要解析酋邦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要从物质角度出发。意识本身是每个人各自拥有但难以广泛共享的观念，要使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为社群中大部分人所接受，本身就需要将意识形态表现在物质之中，然后通过社群共享的对物质世界的体验来塑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与此同时，物质化的意识形态也更易于被统治者塑造和操控。厄尔列出了意识形态物质化的三种途径：仪式活动、象征物品以及文化景观。

由此似乎可见，意识形态存在于权力出现之先，但唯有在权力产生且被统治者所掌控的时候，意识形态才会被统治者所用，作为强化手中权力的工具。同时意识形态也可以将已存在的权力合法化，让军事冲突中的胜利者或是新兴的精英所攫取到的权力成为制度的一部分，为整个社群所认可。

如在夏威夷群岛，酋长往往被视为神的代表，而体现他神圣性的象征物品就是材料稀有且制作复杂的羽毛斗篷。在农业活动中，酋长作为神的代表巡视群岛，主持仪式以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在战争中，战败酋长所失去的羽毛斗篷会被献给胜利者，象征着权力的转移。通过穿戴羽毛斗篷，酋长的神圣性得以彰显，而给予或收取羽毛斗篷的过程正是将酋长权力合法化的过程。结合名为“海奥”的纪念碑、塑像等文化景观，这一为各群岛所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不断被强化和展示，成为了一套包含了宗教宇宙观、经济和军事权力体系的完备的制度。

厄尔引用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帮助解释制度化的重要性。惯习为人提供了一套结构化的社会生活，人们会按文化内共认的准则来规划行动。即使面临新的环境，人也会遵循惯习维持熟悉的生活。因而当权力被制度固定下来成为“惯习”的一部分，它就成为了社群一致认可的存在，领导者的特殊地位被默认下来，不需要再重复产生权力和取得认可的过程，也更不容易被挑战和反对。

非物质的权力

通读全书可以看出，厄尔确实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颇深，将物质经济基础视为权力结构的根基。特别是在对经济权力的阐释中，控制生产资源、手工业技术、贸易路线都是统治者掌握权力的重要手段。少数人对资源与技术的控制使他们在关系中天然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可逐步扩展到对劣势个人或群体活动的控制，比如利用资源换取生产劳动力，或是在军事行动中获得服从者。而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也导致了交换往往不是绝对公平的，拥有权力者的优势会逐步扩大，并通过强化差距和制造新的差距的方式将权力稳定下来，最终形成制度化的中央集权政治体。

此外，如前文所说，厄尔似乎将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权力作为强化和稳固经济军事权力的工具。如果超出酋邦社会这个框架，是否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意识形态权力可以作为政治体的根本，而经济和军事权力则是强化它的工具？回想历史时期诸多宗教的崛起，往往先有宗教意识形态广泛为人所接受，后有教首从教众处获取经济或政治支持来维持教会运行，以及扩张教会。